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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云辉李晓艳整理报道
“自主3G”系列报道·之五
电信运营商年初的一串组合拳，让在3G牌照和电信重组“魔咒”中苦等数年的业界方寸大乱：
TD牌照未发，建网行动却在奥运十城市全面铺开；
移动挑头，联通跟进，手机单向收费在遍地开花；
盛传要分拆的联通，突将C、G两网营销分开，并在全国公开招聘11省副总经理；
原本死对头的网通、电信，竟然签下一纸南北互不进入的协议……
毫无疑问，运营商们的连环动作，预示了中国电信业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变化。业界揪心的是———这场变革从哪里来，又将走到哪里去？
[主持]
本报记者卢爱芳
[嘉宾]
陈金桥：信产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史炜：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主任
卢奇骏：国资委新产业研究部副部长
张冬明：BDA咨询公司市场研究总监
这场革命会非常独特———不但是多标准多制式并行，不但是静悄悄进行，而且是跃进式发展，从一个普及率比较低的市场阶段，一下过渡到同时满足高低层次的市场需求。
重估TD建网成本
《21世纪》：不久前，中国移动的TD-SCDMA招标已经启动，这意味着政府真如业界所建议，采用了不发牌照的TD软着陆策略？
陈金桥：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重大进展，尤其对长期奋斗在研发制造战线的市场力量而言。
表面来看，TD-SCDMA仍然只是在建设扩大规模的预商用实验网。但是，如果这次招标的网络总投资能够超越200亿元的规模，而且在短期之内形成现实，比如说一年之内全部付诸实施，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小规模的实验网络，而达到了大规模商业部署和商业应用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版3G国际标准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国内企业保障供给，标准商用事实先行。
同时，这场革命会非常独特———不但是多标准多制式并行，不但是静悄悄进行，而且是跃进式发展，从一个普及率比较低的市场阶段，一下过渡到同时满足高低层次的市场需求。必须看到，由于中国3G可能需要替代解决2G网络未完成的语音普及任务，未来中国的3G市场的扩展将会在两个市场同时拓展。不但要做高端市场，也不能放弃平民3G路线。如果只想在高端市场突破，中国的3G产业就会面临“安乐死”的命运。
不过，一个产业要真正强盛有三个最基本的条件，除了内需外，还需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和自己能够控制的核心技术，以及至少一家龙头企业作为整个产业的核心，产生强大的带动力。目前中国内需市场拉动的规模效应非常突出，而且长期来看它的优势也不会削弱，但我们在另外两个方面都比较弱。
《21世纪》：如果说TD建网标志着中国的3G已经悄然启动，那么如何评价中国3G现在的投资风险？
陈金桥：事实上，我们一直高估了在3G网络投资上的市场风险。
过去涉及网络建设投资时多数采取了“静态模拟核算”的方法，而忽略了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控制3G全国性运营商的牌照数量；第二可以强制、鼓励并引导实施网络资源共享；第三，3G网络投资将会对2G网络扩容投资产生排挤替代效应，如果不上3G就必须扩大2G，所以3G投资的一部分将来自2G扩容投资的转移。
可以这样来进行模拟测算：按照设备的目前报价，如果覆盖全国300多个地级城市，人口的覆盖达到95％以上，包括室内覆盖，一张3G网络投资需要800亿元左右，这是一张全新的网络。
我们如果在2G网络上升级，WCDMA大概利旧可以节省投资15％到20％，CDMA2000可能还更高。同时，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每年2G网络的扩容和维护投资高达五六百亿元，如果建设3G，这部分投资可以大幅缩减，这样算下来，一张网络的最终投资只有一半甚至更低是真正的新增投入———事实上，这些投资还分三年。
所以，通过控制牌照数量、网络共享、利旧以及2G投资转移，3G的投资风险将远低于大家的想象。
TD国资重组思路
《21世纪》：最近有关TD龙头企业大唐的说法特别多，比如国资委可能对其注资，还有可能并入移动，你们怎么看待？
卢奇骏：目前对大唐进行注资或将大唐并入中国移动，尚缺乏可行性。由于尚未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委目前还没有手段给大唐注资。当然，鉴于大唐移动的技术研发关系到我国电信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后3G技术乃至4G技术的研发上仍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持续投入。如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近期建立，确实有必要优先对大唐移动这样的企业通过资本金注入的方式给予资金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最有实力的运营商中国移动承建TD-SCDMA网，TD-SCDMA的商用化正快速前行，大唐面临的市场环境迅速好转，对外部资金支持的依赖性大大下降，有望凭借自身努力摆脱困境。现在TD-SCDMA的产业化已经启动，订单一来，大唐的效益马上就会好转，今年底肯定扭亏为盈，各方面状况都会好转。如果明年TD-SCDMA持续投资，未来经营状况就不是好转的问题，而是跨越发展成倍扩大了。
当然，发展速度取决于它在未来通信设备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从首轮竞标情况看，大唐移动的技术优势十分突出，设备性能明显领先，在TD-SCDMA联盟企业中独占鳌头。如果能把这种领先优势保持下去，长期保持30％以上的设备市场份额，发展前景将非常乐观。
陈金桥：与国内其他设备厂商相比，大唐非常独特。它是由国有的科研事业单位转制的科研型企业，跟别的几家公司相比，机制上没有那么灵活，也比较缺钱。由于这个先天劣势，和其他公司相比，研发和制造能力偏弱，产品线过于单一，虽然掌握了核心的专利技术较多，但技术、专利转化为批量商用的产品的能力较弱，速度较慢。
在2007年，这个问题将是大唐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否则会给大唐的TD-SCDMA市场份额带来压力。不过，总的来讲，大唐的处境正在逐步改善当中。
张冬明：中国移动启动对TD-SCDMA设备的采购，对大唐是个好消息。但大唐也面临其他本土厂商的挑战。大唐可以借此机会向其他本土厂商学习，从以研发为导向转为以销售、市场为导向，与对手竞争份额。
产业链薄弱环节
《21世纪》：中国的3G已经形成TD先行的局面，这对形成中国本土的3G产业链会有关键作用，你们认为中国本土3G产业链目前最需要提升的是哪个环节？
史炜：我认为是终端。虽然中国设备厂商的终端研发投入不少，但与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这些国际巨头相比还有差距。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网络规模做大了，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但如果终端跟不上，那么利润仍然会在别人手中。
张冬明：各种网络的技术竞争，最终就体现在终端。最终用户不懂这些技术，会看谁的手机更漂亮，选择的种类更多。截止到2006年第三季度，WCDMA和CDMAEV-DO的终端已经超过八百种，而TD的终端只有几十种。手机的规模效应非常重要，规模越大，终端的价格才会便宜。与WCDMA和CDMAEV-DO相比，TD的规模效应还有差距。
TD发展的关键在于终端，让更多的大厂商进来，提供更多的产品给用户选择是关键。令人欣喜的是，现在海外终端巨头，像三星和摩托罗拉已经进入这个市场，诺基亚也已经在做准备。
陈金桥：关于终端，还有些特殊问题不容忽视。在欧洲和北美，3G手机主要是单模终端。但在中国，由于网络复杂，2G/3G将是多标准多制式共存，所以与海外市场不同，中国的3G终端市场将以多模终端和定制终端为主。而且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消费者的进入门槛，运营商采取定制的方式业务，这是必然的趋势。
新技术引发自主权争辩
电信网互联网争大
《21世纪》：2006年IPTV、VOIP、手机电视、WIMAX等新技术已经对全球通信行业带来巨大变革，这对中国的传统电信运营商产生了什么影响？
陈金桥：现在大家普遍认同，语音业务未来将走向IP化、无线化。用IP架构能实现非常廉价、非常容易组织的语音业务，不过VOIP实验几年来一直没有实现互联网和传统PSTN的语音双向贯通。以前，政府部署的试点是由电信、网通分别在南北几个城市去做，但一直没有显著进展，这是左手跟右手竞争的问题。
IPTV和手机电视等业务的困难也很多。从去年到今年，这些业务的变化很大：形成标准、规范，开始推进商用，甚至在局部市场取得重大突破。对传统运营商来说，这个变化对摆脱增长停滞的困境还是有好处的。
《21世纪》：电信网和互联网的边界正在消融，在这个过程中，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谁更强势？
卢奇骏：我个人认为，互联网企业在崛起，将来更会成为传统运营商的掘墓人。如果运营商不转型开展新的业务，必然会被未来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控制，或者是在竞争中死掉。比如说Google，去年运营额是100多亿美元，它已经完全有能力建立自己的通讯网络或收购运营商。
史炜：自己建网会有很多的限制条件。固网需要地下管线，移动网络需要无线频率，不可能谁都可以建网。就说Google，六大电信运营商还想反控Google呢。
张冬明：现在互联网企业还没有这样大的威胁。对电信运营商来讲，目前更主要的问题是在
ICT(信息通信技术)市场中争取更多收入。从长远的角度看，运营商可以通过无线终端像超市一样销售新业务。不过，这些业务不是运营商的擅长，有客户资源的公司可能会更强。如腾讯现在已经有2亿多用户，如果未来中国解禁VOIP，网通、电信等传统固网运营商会有很大压力。
陈金桥：不能简单对立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的利益关系。中国纯粹的互联网公司比电信网络运营商还有明显的实力差距。一旦与运营商直接竞争，互联网企业的牌照、接入、落地、号码资源等都有可能受到政府或运营商的限制。
中国六大运营商也都是天然的互联网企业，所有的骨干网和国际出口都是它们的。
事实上，电信运营商跟互联网企业、电信网络和互联网络并不对立，而是水乳交融；真正需要跨越的鸿沟是如何整合广播电视网络及其背后庞大的信息内容资源。
运营商浅尝自主权：政府退做“天使投资”？
今天电信业在中国已经由过去的改革先锋体系，变成收获体系。最近国家出了很多的报告，谈到垄断行业的改革，把电信都放到很靠后的位置。
运营商主动“革命”
《21世纪》：电信和网通刚刚签订一个南北互不进入协议，这似乎有违最初国家鼓励竞争的原则，是什么促使他们签订了这个协议？这会给电信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陈金桥：电信运营商之间竞合协议的签订，不能简单断定它在走改革的回头路，或者重回垄断，也不能简单说对消费者形成多么大的影响。
我有三点基本判断：第一，在特定的市场下，在既有的改革成果下体现一个新的竞争趋向，即所谓的竞争合作在某些领域展开。某些领域的竞争在新技术的冲击下趋于无效，需要寻找新的道路，所有的运营商都知道，现在靠单一的网络、单一的手段是没办法打天下和主导市场的，中国移动也如此，网通和电信的协议是新竞争形势下相对弱势市场主体的一个现实选择。
第二，它会使得我们产业界全面思考，尤其是政府部门以及产业链去思考，在新技术环境之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竞争？基于设施的竞争有效吗？引入增量的同质竞争是否有效？同资和同质的、同样技术水平、同样业务的，或者类似价格手段的竞争模式是不可持久的，未来必须要考虑新的方向。
第三，短期内排斥竞争的合作协议只是暂时现象，不会持久。因为可以断定所有运营商目前的市场位置都是暂时的，包括电信和网通、移动和联通，它们的位置处于变化当中。我们必须强调，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出现比较明显的、由于企业履行协议出现明显的反市场行为，尤其对其他市场主体的平等接入、互联互通以及消费者的选择权、知情权、平等交易权等造成实质性侵害，那么政府部门和行业管制机构应当进行选择性干预。
史炜：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互相划分势力范围，其实这就是一个利益格局演进的过程，不必引起过高的重视。
2006年底，诺基亚和西门子的设备业务合并，之后爱立信进行业务部门重组，全是业务的合并，而不是以往的公司并购，很多合并都是针对中国市场，这使中国的一些设备制造商变得非常被动。为什么政府没有出现干涉？因为电信业的市场已经发育到了由企业说话的时候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简单极了，这一年内，几大运营商之间私下的协商、谈判做得非常深了，非常好，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以前政府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这种包袱现在应该卸掉，让企业自己说了算。
《21世纪》：这次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发展TD不要过分依赖政府和行政手段”，这是否说明TD也到了“由企业说了算”的时候？
陈金桥：这种意见当然有些偏颇，但也启示我们去反思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的直接扶持往往在研发、标准形成等产业化前期阶段，即“天使投资”。
研发阶段是最有公益性的，如果这个时候标准不开放，就没有更多的厂家加入起来，不能迅速形成产业能力，所以需要政府来引导带动。但是，这个阶段一过，政府就不是主要的驱动力了，就应该“企业说了算”了，要靠运营商、靠市场需求来解决，靠整个产业链拉动，那时直接的行政手段作用不大，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其效益也会衰减。
垄断不是改革关键
《21世纪》：两会期间，大家对TD标准产业化、电信资费改革、电信重组等相关内容都非常关注，你们怎么看待中国电信业今年的走势？
史炜：今天电信业在中国已经由过去的改革先锋体系，变成现在的收获体系，跟石油、民航、金融等其他产业相比，电信市场化程度和体制创新的程度是最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后国家已经不会把电信业的问题当成核心问题。最近国家出了很多的报告，谈到垄断行业的改革，把电信都放到很靠后的位置。
《21世纪》：你们认为中国电信业下一轮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陈金桥：电信产业改革迄今已经进入第13个年头，目前还不能整体评价电信业改革的成败。现阶段还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技术升级、产业融合以及有效市场竞争格局等问题。
史炜：具体来说，重组只是这个新阶段改革的一部分，还有法人治理结构、薪酬体制、期权期股、开放过程中的法律体系等问题，再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如何建立法律机制的准入制度以及转售业务等。
《21世纪》：新的深化改革具体应如何实施？陈金桥：从全球趋势和国际经验来看，现在传统电信行业已经进入平稳增长和平均利润的新阶段，未来可能进入低盈利阶段。
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我觉得转型面临更艰巨的任务。过去，电信公众网主要解决“人到人”的通讯方式，语音业务是主要实现形式。但现在发现，“人到机”的通讯在公众通讯网内没有很好解决，而是通过专网解决，比如民政、水利、农业基本每个大的行业都是自己做的专网，很多甚至自己再建网，这是多大的资源浪费。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也有国有电信运营商的运行机制问题。
现在各运营商都有较强烈的危机感，提出向“综合信息服务商”发展，这是主动出击的好事，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公众市场以外的行业市场是一大空白点，是下一轮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我们不能重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小的行业专网生命力不断衰退，必须与公众网进行对接，铁通是第一个转型的范例，但不意味着所有专网企业都需要走同样的道路。资源整合应该开辟新的道路，这个问题不比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简单。
